配资114门户网大唐凌烟阁首功之臣的沉浮：长孙无忌的荣宠与悲歌

在大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序列里，长孙无忌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布衣之交，是玄武门之变的核心谋主，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，更是辅佐三朝的一代权臣。他既是皇亲国戚——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兄长，又是唐高宗李治的舅父，一生荣宠至极，权倾朝野。然而，这位曾经站在权力之巅的政治家，最终却落得个被逼自缢、家族覆灭的凄凉结局。

长孙无忌的一生，交织着忠诚与权谋、荣耀与悲情，既是初唐政治风云的缩影，也道尽了封建王朝权臣的生存困局。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探寻长孙无忌的人生轨迹，我们能看到一位政治家的智慧与局限，更能读懂初唐朝堂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。

长孙无忌，字辅机，河南洛阳人，出身于北魏以来的顶级门阀——长孙氏。其先祖为鲜卑拓跋氏，因战功显赫被赐姓长孙，历经西魏、北周、隋朝，世代为官，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。长孙无忌自幼聪慧过人，博涉文史，性格豁达机敏，与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自幼相识，两人志趣相投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李渊于太原起兵反隋，长孙无忌敏锐地察觉到乱世中的机遇，毅然投身李世民麾下，成为其心腹幕僚。

彼时的李世民，正值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他率军南征北战，平定刘武周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等割据势力，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功勋卓著的李世民，不仅赢得了军中将士的拥戴，更收获了天下百姓的民心，这让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，处处排挤陷害李世民，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，最终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储位之争。

在这场决定李世民命运的政治博弈中，长孙无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他深知，一旦李建成登基，李世民及其麾下的文臣武将都将难逃厄运。因此，他多次劝说李世民先发制人，夺取储位。当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在昆明池设宴刺杀李世民时，长孙无忌当机立断，联合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，力劝李世民发动政变。他言辞恳切地说道：“今救死不暇，何敢惮避？”正是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坚定支持下，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，于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六月初四，率领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心腹，在玄武门设下伏兵，一举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，史称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
政变成功后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，长孙无忌因功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，成为东宫的核心辅臣。不久后，李渊禅位于李世民，唐太宗正式登基，长孙无忌的人生也随之迎来了巅峰。他被封为齐国公，食邑一千三百户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尚书右仆射等职，权倾朝野。唐太宗曾毫不掩饰地称赞长孙无忌：“我有天下，多是此人之力。”这份赞誉，既是对长孙无忌功勋的肯定，也道尽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。

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一同打天下的功臣，命著名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制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，长孙无忌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，这份殊荣，足以彰显他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。

长孙无忌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谋臣，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。他深谙治国之道，在辅佐唐太宗开创“贞观之治”的过程中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百废待兴，长孙无忌与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一同，协助唐太宗整顿吏治、完善制度、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。他主张宽刑省法，反对严刑峻法，积极参与修订《唐律疏议》，这部法典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，更奠定了此后数百年封建王朝的法律基础。

在政治上，长孙无忌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，敢于直言进谏。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有人诬告长孙无忌“权宠过盛”，唐太宗将此事告知长孙无忌，并表示“朕与卿君臣之间，凡事无隐”。长孙无忌趁机进言，请求唐太宗“抑损宠遇”，避免因君臣关系过于亲密而招致非议。唐太宗欣然采纳，君臣二人的这段佳话，也成为了贞观朝政治清明的缩影。

此外，长孙无忌在处理民族关系、稳定边疆局势等方面也颇有建树。他支持唐太宗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，主张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羁縻统治，促进了民族交融。在对外战争中，他积极出谋划策，为唐朝平定东突厥、吐谷浑等势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。

长孙无忌的忠诚与才干，赢得了唐太宗的绝对信任。唐太宗曾多次想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，却遭到长孙皇后的反对，她担心外戚干政会招致祸患。长孙无忌也深知外戚掌权的风险，多次主动辞去相位。但唐太宗对他的倚重从未消减，每当遇到重大决策，都会召他入宫商议，甚至允许他出入卧内，这在封建王朝中是极为罕见的恩宠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（649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病重，临终前将太子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与褚遂良，任命二人为顾命大臣，辅佐太子登基。唐太宗拉着长孙无忌的手，叮嘱道：“朕今以后事付公等。太子仁孝，公等所知，善辅导之！”又对太子李治说：“无忌、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！”这份托孤的重任，既是对长孙无忌忠诚的认可，也将他推向了权力的风口浪尖。

唐太宗驾崩后，太子李治即位，是为唐高宗。长孙无忌作为顾命大臣，又是皇帝的舅父，权势达到了顶峰。他被任命为太尉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总理朝政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唐高宗对这位舅父也极为敬重，凡事都要先征询他的意见，朝中大臣更是对他敬畏有加。

然而，唐高宗的软弱性格，让长孙无忌逐渐滋生了专权之心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，排除异己，巩固自己的地位。永徽四年（653年），发生了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。房遗爱是唐太宗的女婿，娶高阳公主为妻，因不满唐高宗的统治，密谋发动政变，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。事情败露后，长孙无忌趁机大兴冤狱，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宗室成员与大臣一网打尽。吴王李恪、江夏王李道宗、驸马都尉薛万彻等人，都被诬陷参与谋反，最终或被赐死，或被流放。

长孙无忌之所以如此行事，除了排除异己的目的外，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固唐高宗的皇位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宗室成员与功臣宿将，都是潜在的威胁，只有将他们铲除，才能确保唐高宗的统治安稳。但他的铁腕手段，也让他树敌无数，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在这场政治清洗中，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吴王李恪。李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，文武双全，深得唐太宗的喜爱，曾一度想立他为太子。长孙无忌为了扶持自己的外甥李治，极力反对立李恪为太子。如今，他借着房遗爱谋反案，诬陷李恪参与其中，将其赐死。李恪临死前，悲愤地喊道：“长孙无忌窃弄威权，构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灭不久！”这句诅咒，竟一语成谶。

永徽六年（655年），唐高宗李治欲废黜王皇后，改立武则天为皇后，这一决定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，也成为了长孙无忌命运的转折点。

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的才人，唐太宗驾崩后，她入感业寺为尼。唐高宗即位后，与武则天旧情复燃，将她接入宫中，封为昭仪。武则天凭借着过人的智谋与手段，迅速获得了唐高宗的宠爱，并逐渐萌生了夺取后位的想法。

唐高宗深知，废立皇后是一件大事，必须得到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的支持。于是，他多次带着武则天前往长孙无忌的府邸，赏赐大量金银珠宝，甚至提拔长孙无忌的儿子为朝散大夫，试图拉拢他。但长孙无忌始终不为所动，明确表示反对废王立武。在他看来，王皇后出身名门，端庄贤淑，并无过错；而武则天曾是先帝的才人，身份卑贱，若立为皇后，不仅违背伦理纲常，更会动摇国本。

长孙无忌的反对，让武则天对他恨之入骨。她联合许敬宗、李义府等支持自己的大臣，在朝堂上散布谣言，诬陷长孙无忌结党营私，图谋不轨。唐高宗原本就对长孙无忌的专权心怀不满，再加上武则天的枕边风，逐渐对这位舅父产生了猜忌。

显庆四年（659年），许敬宗等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，唐高宗竟不辨真伪，下令削去长孙无忌的官职与封邑，流放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。长孙无忌的儿子们也都被罢官流放，家产被抄没。不久后，唐高宗又命许敬宗派人前往黔州，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。一代权臣，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
长孙无忌死后，武则天的权势日益巩固。她一步步铲除朝中的反对势力，最终在载初元年（689年）称帝，建立武周王朝。直到唐中宗李显复位后，才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，恢复其官爵，将其尸骨迁回长安，陪葬昭陵，让他得以陪伴在唐太宗的身边。

长孙无忌的一生，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悲剧色彩。他是初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，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。他辅佐唐太宗开创“贞观之治”，推动唐朝走向鼎盛；他力保唐高宗登基，稳定了贞观末年的政治局势；他主持修订《唐律疏议》，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长孙无忌无疑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忠臣。

然而，长孙无忌也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。他权力欲极强，一旦掌权便独断专行，排除异己，甚至不惜制造冤狱，残害忠良。他过于迷信权力的力量，忽视了唐高宗的帝王心术与武则天的政治野心，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他的悲剧，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，也是封建王朝权臣的共同悲剧。在封建专制制度下，权臣的命运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所谓的“权倾朝野”，不过是皇帝的恩赐，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，便会瞬间跌入深渊。

此外，长孙无忌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，固然有维护伦理纲常的考虑，但也掺杂着维护关陇贵族集团利益的私心。武则天的崛起，代表着寒门庶族势力的崛起，这与长孙无忌所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相冲突。因此，他的反对，既是政治立场的分歧，也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对长孙无忌的评价褒贬不一。有人称赞他的忠诚与才干，认为他是大唐的柱石之臣；有人批评他的专权与残忍，认为他是导致李唐宗室衰落的罪魁祸首。但无论如何，长孙无忌都是初唐历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他的一生，见证了大唐王朝的崛起与动荡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。

长孙无忌的一生，是荣宠与悲歌交织的一生。他从布衣之交到凌烟阁首功之臣，从顾命大臣到阶下之囚，人生的大起大落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带来荣耀与地位，也能带来祸患与灭亡。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漩涡中，即便是权倾朝野的权臣，也难逃“伴君如伴虎”的命运。